政府資訊公開作爲推進行政案件的一個重要的手段，在案件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但是，大多數的被拆遷人對資訊公開的重要性往往缺少必要的認識。
這也容易導致委託人與律師間意見的不合，而這種不合不僅不利於被拆遷人的維權，同時也容易被地方政府加以利用。
如有的徵遷部門在做工作的時候，往往強調聘請拆遷律師大多是以政府資訊公開申請的方式辦案，而這本身並沒有什麼用處，並不會對當事人的補償利益產生影響。
但事實真的是這樣的嗎?
對此，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合夥人、資深徵收維權律師聶榮認爲，上述說法無疑是戴着有色眼鏡的偏頗說法，資訊公開申請的意義，至少有以下4個方面不容忽視：
一、提升被拆遷人在案件中的地位，增加與政府的對等性。
在徵地拆遷的過程中，伴隨着大量的行政行爲。
而這種行政行爲的做出，往往被拆遷人並不瞭解，這不僅容易導致政府濫用權力的發生，也導致被拆遷人與政府間的資訊的不對等。
在很多案件辦理的過程中，在經歷資訊公開後，往往會發現政府的違法行爲。
因此，透過律師大量的資訊公開工作的努力，可以提升委託人在行政案件中的地位。
二、豐富案件的辦理程序及手段。
行政案件的推進並非像公衆通常所瞭解的民事訴訟一樣，僅透過孤立的案件就能達成訴訟目的。
行政案件的辦理往往是透過豐富的程序設計和組合式的訴訟模式，幫助委託人達成訴訟目的。
而在行政訴訟或者說行政案件辦理的過程中，要想成爲適格的主體，首要的條件就是要有“利害關係”。
因此，透過資訊公開申請的做出，使當事人與行政機關發生法律所規定的“利害關係”。
這樣，透過組合式的資訊公開申請，律師可以達到對案件的整體佈局。
三、可以固定證據。
當事人在委託律師辦案過程中，通常會提交一些拆遷公告及照片，從而與代理律師溝通案情表達訴求。
但是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，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往往僅能是代理律師瞭解案情的一個基本材料，並不具備行政訴訟法上規定的證明力，而且當事人所拿到的材料是經過政府“篩選的”，是不完整的。
同時，透過對不同行政機關所公開資訊的瞭解，可以豐富對案件細節的瞭解。
因此，爲了獲取更多的證據，更多的瞭解行政行爲作出時的相關審批手續，便少不了對政府資訊公開的申請。
四、增減案件訴訟時效的起算點。
在現實案件辦理的過程中，很多當事人都是在與開發商或是政府長期談判無果的情況下，才選擇委託律師的。
這往往導致法律規定的時效大幅度縮減，不利於接下來案件的辦理。
而行政法律體系中，都將起算點規定爲“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政行爲作出之日”。
因此，代理律師透過資訊公開申請的做出，可以幫助申請延長案件辦理的時間。
已經經過的期間，當事人尚“不知道”行政行爲的作出，那麼起訴期限就自然延後到當事人獲取到資訊公開答覆之時了。
聶榮律師最後想提示廣大被徵收人的是，正是資訊公開申請具有以上的優點，使得代理律師在辦理行政案件的過程中會將其作爲主要的辦案手段。
而徵收維權是一組“規定+自選動作”的活動，絕不會僅僅停滯於資訊公開申請這一“規定動作”上。
因此，對於所謂“拆遷律師只會申請資訊公開”的說法，被徵收人是要加以正確甄別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