物業稅有三個主要功能不能遺忘。
首先，物業稅是公共財政透明化運作的產物。如叢誠先生所說，物業稅是地方稅收的最後來源，在公共財政收支倒掛和盈餘之間起到調節作用。地方政府覈定的物業稅總額和稅率，是根據每年地方財政盈缺而定，充裕則少徵，不足則多徵。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、新西蘭等國莫不如此。在北歐一些國家，比如瑞典，物業稅是財產稅的一種，甚至被賦予了調節社會貧富差距和抑制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作用。
物業稅有一定的彈性，對於地方政府公開財政的透明度有極高的要求，同時對於地方財政的支出有剛性約束，這樣業主才能繳得心服口服。在徵收物業稅之前，政府得看看自己建立公共財政透明度的約束有多大。
其次，物業稅有抑制房地產投資的作用。政府根據每年的評估價在持有環節按年徵收，也就是說政府直接進入了收益環節獲取購房者的部分紅利，並且稅率根據房價與公共財政情況每年不同。
這把劍的鋒利之處在於，每年根據市場價格評估，稅率每年調整公佈，計徵稅額大小取決於持有物業的當年估價和公佈稅率的乘積，一年一收，也就是說，政府每年都會根據市場價格取走物業增值部分的紅利，對於投資者來說，就是一年一落的達摩克利斯之劍，如果政府要抑制投資，可能提高稅率，增加保有環節的成本，成爲紅利獲得者，投資者的風險係數大大增加。除非房地產進入顯而易見的漲價軌道，否則，購房投資者將三思而行。
第三，開徵房地產物業稅意味着房地產稅費的徹底改革，意味着去除土地財政，改變一次性收取70年土地出讓金的格局。否則，所謂徵收物業稅就是在交易、流通和保有環節重複收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