據河南商報近日報道，鄭州市白沙鎮霍女士的丈夫徐先生是“倒插門女婿”，2003年就遷入了某村並與徐女士一家同在一個戶口簿上落戶。
而根據2013年鎮政府與霍家簽訂的徵收補償安置協議，徐先生能享有65平方米的安置面積。
但日前鎮政府卻反悔了，表示根據2017年最新頒佈的《回遷人口界定辦法》及當地村規民約，徐先生的情況是無法享有安置面積的：
協議是不錯，但如果協議與界定辦法有衝突的話，以界定辦法爲準。
鎮回遷辦主任畢文才解釋，2013年對於具體的分房辦法還不明確，現在既然有新辦法，肯定以新辦法爲準。
第一批迴遷一共有3個村，共4500人，就他一家提出異議了，後面還有十幾個村，所以這口子不能開。
對於善後方案，畢文才介紹，到2019年時，相關回遷安置工作大部分完成，包括徐落義在內的一些遺留問題再做處理。
那麼本案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呢?在明律師表示，鎮政府“出爾反爾”的做法無疑是錯誤、違法的，徵收補償協議應當得到充分履行，徐先生的安置權益不應有任何縮水。
首先，目前並無任何證據證明鎮政府在2013年與霍女士一家簽訂的徵收補償協議的內容存在違法之處。
那麼依照法律規定，涉案協議不存在被認定爲無效的問題。
而撤銷、變更的除斥期間均爲1年，早已經過，鎮政府已無權行使撤銷變更權。
且涉案協議不是一般的平等主體之間訂立的民事合同，而是法律意義上的“行政合同”，即政府與行政相對人簽訂的協議，是政府作出的行政行爲的一種。
有關該協議的爭議、糾紛，依法應有行政法律調整，受行政法基本原則中的誠實信用(信賴保護)原則規制。
據此，鎮政府是應當依法履行協議約定的，也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政府的公信力不受損害。
其次，所謂《回遷人口界定辦法》的法律地位存疑，很可能是連地方政府規章都夠不着的“紅頭檔案”性質。
那麼這樣的紅頭檔案是不能作爲使行政合同無效的依據的。
更爲重要的是，該檔案是2017年才頒佈的，自然無法調整2013年的事情，這是“法不溯及既往”的時間效力原則，可謂盡人皆知。
鎮幹部在報道中的表態只能說明其確係法盲，需要接受普法教育，而不是待在幹部的崗位上亂作爲。
再次，徐先生系2003年就將戶口遷入了該村，屬於政策意義上的“老人”。
老人老辦法，新人新辦法，這是政策常識。
所謂“後面還有十幾個村，口子不能開”的說法，完全是站在鎮領導辦事“省事兒”的出發點考慮的，而沒有絲毫的法治意識顯現。
行政性協議是政府與相對人一對一簽訂的，徐先生的這份，解決的是徐先生的問題，與後面那些位何干?後面的，同樣應當一個一個看協議，按約定來，不存在相互影響、“傳染”這一說。
至於那些突擊將女婿戶口遷入以獲取補償安置權益的，直接透過政策阻止就完了。
顯然，鎮領導找出的一大堆理由、“苦衷”，目的只有一個——不履行當初的協議，與後面那些位是一點兒關係都沒有。
至於所謂的“遺留問題”，也是由於鎮政府眼下的不作爲、亂作爲人爲製造的，後續解決起來只會更難，或者乾脆淪於不了了之。
根據《婦女權益保障法》第33條之規定，因結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戶的，男方和子女享有與所在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平等的權益。
據此，霍女士一家當初與鎮政府訂立的補償協議完全是於法有據的，鎮政府必須履行。
倒插門女婿在徵收中是否享有補償權益，在實踐中有各種複雜的具體情況存在，不可簡單地一概而論。
但“法律”對此問題的原則性規定卻是不容逾越的。
任何政策、村規民約、風俗習慣，都不得取代法律的地位和效力，這就是法治應有的力量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