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遺失物品可以報警嗎?
自己遺失東西也可以報警，警察會根據相關證據幫助查找，一般來說，查找有兩個方向：一是查失源，圍繞丟失時的客觀環境條件進行偵查，例如查監控，走訪目擊人等。 第二條線是查銷贓渠道，有些東西丟了以後可以透過對銷贓渠道的調查發現物品的去向。
《民法典》（自2021年1月1日起實施）第314條規定：“拾得遺失物，應當返還權利人。拾得人應當及時通知權利人領取，或者送交公安等有關部門”。《物權法》第111條則規定：“拾得人在遺失物送交有關部門前，有關部門在遺失物被領取前，應當妥善保管遺失物。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使遺失物毀損、滅失的，應當承擔民事責任。”任何人撿到遺失物以後，應該找尋失主或上交公安等有關部門，同時要妥善保管遺失物，而不能據爲己有。
當有失主來領取遺失物時，拾得人可以要求失主支付必要的費用，比如爲找尋失主或上交有關部門的交通費用等等。但拾得人不能要求失主支付報酬，更不能以不歸還遺失物作爲索要報酬的手段。但是，按《民法典》第三百一十七條，權利人領取遺失物時，應當向拾得人或者有關部門支付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費用。
權利人懸賞尋找遺失物的，領取遺失物時應當按照承諾履行義務。
拾得人侵佔遺失物的，無權請求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費用，也無權請求權利人按照承諾履行義務。
二、遺失物的定義
遺失物須滿足下列條件：
1、須爲動產。不動產如土地即使時間久遠致邊界不清也不構成遺失物。除一般動產外，有價證券、銀行存摺及各種證書等也屬於動產範疇。
2、須無人佔有。遺失物在拾得前必須不爲任何人佔有。判斷佔有是否喪失，應依社會一般觀念，根據具體情況，考察原佔有人是否具有事實上控制該物的可能性。僅一時喪失對物的佔有，並不能構成遺失。因此，佔有的物品偶然進入他人地內、建築物內，均不能構成遺失物。在自己房屋遺失的物品，不能視爲遺失物。並且佔有喪失必須具有確定性。無人佔有是一種客觀狀態，與遺失人的主觀認識無關，因此即使失主知悉遺失物的下落，仍不妨礙遺失物的成立。
3、須非無主物。遺失物佔有的喪失非基於所有人之意。法學廣義上的遺失物包括同性質、同特徵的漂流物和失散的飼養動物。
三、我國法律關於拾得遺失物法律規定存在的問題
1、拾得人的權利義務不對等
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，拾得人負有妥善保管遺失物的義務，通知失主的義務，交存保管機關的義務，返還義務以及毀損滅失遺失物時給予賠償的義務。而拾得人享有的權利，僅僅爲得以請求償還必要費用。並且，現實中如果拾得人與失主就“必要費用”發生爭議，拾得人還需舉證證明這些費用的存在，若無法舉證或者證據不足，則這一部分支出也不能從失主處得到補償。相反，遺失人僅僅需要支付很少量的“必要費用”甚至口頭上予以感謝，就有權取回遺失物，遺失人因爲自己的過失導致物的丟失卻不用承擔任何不利後果。
權利義務統一是民事法律關係的核心，在同一民事法律關係中，各民事主體的權利義務應做到基本對等與合理，不能失衡，而在我國現行拾得遺失物制度之下，雙方的權利義務嚴重不對等，這是有違民法平等公平原則的。
2、報酬請求權和留置權欠缺
近年來，越來越多的拾得人在交還遺失物時，主張獲得報酬，這種觀點也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，爲了平衡拾得人的權利義務，法學專家也呼籲應當立法確認這一權利。但《民法典》沒有規定這方面的內容，僅僅將懸賞廣告作爲例外情形簡單規定，這反映了立法者的一定價值傾向——弘揚中華民族幾千年來“重義輕利”、“拾金不昧”等傳統美德。然而現實中，這是存在問題的。
(1)使拾得遺失物制度成爲“空中樓閣”
第一，否定報酬請求權，直接將道德規範上升爲法律規範，有違法學理論。法律作爲社會行爲規範，有其適用的侷限性，應當由道德規範來調整的領域，法律就應當止步。考慮法律的調整對象，法律制度在設計時，應當儘量以社會一般人的心理和行爲特徵爲出發點，而不應當主觀性的以少數的“極善”或者“極惡”爲標準。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，從我國的現實狀況來講，要求絕大多數普通公衆都堅守美德，過於理想化，這種應然和實然間的過大差距，使得這項制度難以獲得普遍認可和遵守，進而失去其制度價值。
第二，否定報酬請求權，不符合法律經濟性的要求，不利於遺失物的返還。人們對於自己的行爲都會有一個預先的評估，自己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，又能夠取得多大的收穫，對這二者進行比較，儘可能追求自己可以獲得的最大利益;最終的利益越大，實際實施這一行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。依據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，拾得人負有諸多義務，僅有權請求支付必要費用，且這一請求也因爲需要對此舉證證明而難以獲得保障，成本遠大於利益，而最有利的情形下也就是成本與收穫持平。基於這種預見，人們最好的選擇就是不作爲。這將導致兩種後果：有些拾得人會因爲拾得行爲會憑空“惹來”種種義務，乾脆視而不見，發現了遺失物也不撿拾，以規避這一制度，又或者因爲返還成本過大，甚至使自身遭受損失，而基於機會心態選擇不返還，這些情形均不利於遺失物的返還，甚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負面影響。不論對拾得人還是失主而言，這種“雙輸”局面都是最不經濟的。
第三，否定報酬請求權，並不能實現立法預期的價值目標。
確認報酬請求權，並不妨礙人們堅持和發揚傳統美德。從拾得人的角度看，法律旨在鼓勵“拾金不昧”、“施恩不望報”等傳統美德，因此認爲索要報酬是動機不純，這種自私功利的思想應當摒棄，但從失主的角度看，“知恩圖報”、“善有善報”也是我們民族的傳統道德精神所在，對於拾得人的幫助，失主給予報酬是合情合理的，拾得人受領也並無不妥，人們不能因此認爲他不道德。有的拾得人返還遺失物後，請求給予報酬，失主甚至以法律沒有規定爲理由拒絕。法律對拾得人單方面的提高行爲標準，苛以義務，是不公平的，沒有將雙方放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。權利是一種資格，是一種應然狀態，同時也是可以處分放棄的。主張拾得人有權獲得報酬是法律賦予的一項法律資格，如果拾得人自己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滿足，可以自己選擇放棄獲得報酬的權利，這並不違背發揚傳統美德的價值目標，也更符合民事法律作爲私法意思自治的大原則。
大家針對遺失物品可以報警嗎的這個問題不需要懷疑，但關鍵就在報警以後，警察也只能根據一些現有的證據盡力找尋，也就是說報警以後能不能找得到這還兩說。畢竟，遺失物品報警肯定並不屬於能夠立案偵查的案件，但還是要奉勸大家，不論遺失物品價值的大小都還是要報警，因爲有可能撿到的人當時就把這些東西都交到公安局了。
